“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

“大跃进”运动的掀起

一、农业“大跃进”

1957年12月11日至22日，县委在县城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制定《1958年至1967年崇阳县发展农业的全面规划》。《规划》要求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5亿斤，亩均800斤；比1957年分别增长62.3%、70%。1960年争取粮食生产增加到10亿斤，比1957年增长5.49倍。孝感专区副专员兼中共崇阳县委第一书记在会上做总结时要求：“1958年全县干部群众要以英雄豪迈精神，以排山倒海的声势，以大干苦干的决心，去战胜困难，创造奇迹。”大会还以全体代表的名义向通城、通山两县党代表会发出《友谊竞赛书》，向兄弟县发起挑战，在县与县围绕生产指标上竞相比拼。会后，县委通过大会、小会、电话会和《崇阳报》、广播以及张贴标语口号等形式，对会议精神进行了广泛宣传，大造声势，从而拉开了崇阳“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10日至13日，中共湖北省委在孝感召开49县农业生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广西南宁会议精神，全盘否定了反保守又反冒进、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1958年全省各县开展“千百万、翻一番”的农业增产运动，即以县为单位分别达到亩产粮千斤、皮棉百斤、户产粮万斤，各县粮、棉、油总产翻一番。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紧接着中共孝感地委开展大规模的高产竞赛运动，提出“一年完成十年规划”的号召。

1958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县委连续多次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孝感会议精神，反复讨论修改已在党代会通过的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规划。县委主要领导认为：原《规划》在执行省委、地委指示中出现了保守和偏差。其时，全县90%以上干部随上级领导意图积极主张“大跃进”。在上压下拱、“左”倾思想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县委最终确定将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计划调为3.7亿斤，平均亩产1075斤，超过1957年的1倍以上。油料总产量要求达到22.08万斤，比1957年增长2倍多。县委还要求：“田里、地里、山林、畜牧、家禽、家庭副业等各个方面，都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为了实现“千百万、翻一番”的目标，全县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县委成员除分片负责、包干到底外，又派7名县级干部到区、30名区级干部到乡、社指导工作。县委还组织干部赴麻城参观学习高产经验，要求全体干部人人搞试验田。规定干部每天劳动2小时，取消星期天，急剧转变作风，并实行“三包四到田，一年早知道。”

1958年初春，县委、县人委调集上万劳力，同时开工大小水利工程3000多处，完成土石方3200多万立方米，要求除长城水库外，1958年3月底所有水利工程必须完工，使春耕时受益。为了做到水肥并举，每亩播种面积除绿肥外，限定施肥百担，动员人民群众采取建粪窑、修粪池，挖陈壁、陈灶土，队队挖塘泥、户户取地皮，厕所、牛栏、猪圈搬家，堆肥、烧土肥等11项措施，广辟肥源。县委号召：从农村到城镇，从机关到学校，从部队到厂矿，由工人到农民，由干部到群众，由军官到战士，由教师到学生，由医生到护士都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中去。提出“男女老少齐上阵，妇女赛过男子汉，不分黑夜和白天，一天当作两天干”的口号。但事与愿违，由于不讲科学一味蛮干，长期坚持打疲劳战，其结果是劳动效率低、生产质量下降，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皮姜冲水库未经设计，仓促上马，坝修至10米高时，风化石砌水箱坍塌，重新返工，损失严重。

1958年，农田水利建设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农业生产却受到很大影响。在头脑发热、主观主义膨胀的政治空气和大反“保守派”“算账派”的压力下，县、区、乡、社的各级领导和主要劳力都集中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无暇顾及农业生产。是年秋收，不少地方庄稼熟了却烂在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1959年，相当部分生产队的主要劳力仍集中在工地上，仅剩下老人、妇女等辅助劳力在家，又未能抓住季节按时播种，加之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旱，全县粮食严重减产，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1958年12月，中共崇阳县委《关于总结五八年生产经验，组织五九年更大的跃进》的报告中称：“1958年全县（含并入的通城、通山两县）粮食总产实现6.55亿斤，比1957年翻了一番。水稻亩产2000—3000斤的有536.7亩，红薯亩产2万斤的有506亩，皮棉亩产百斤以上的有411亩，油菜亩产500斤以上的有21亩，花生500—1000斤及以上的有6305亩”。报告提出1959年农业及多种经营生产指标为：水稻49万亩，单产3000—5000斤，其中5000斤的22万亩；红薯9万亩，单产2000—10000斤，其中10000斤的4万亩；黄豆2万亩，单产500—600斤；花生4万亩，单产1万斤；芝麻1万亩，单产1000斤；棉花1万亩，单产皮棉1000斤；猪50万头，牛1万头，鸡430万只，鸭43万只。这些头脑发热制定的数字，正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结果。为了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推动生产大发展“大跃进”，1958年12月18日至21日，全县召开群英大会，各条战线有850名干部群众被评为模范，其中农业战线600名。

在此之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人们就把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称为“放卫星”。比如，《湖北日报》相继报道了“光化县幸福农业合作社亩产小麦3215斤”“湖北小麦亩产5467斤”“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籼稻亩产36956.7斤”等一系列假卫星、假新闻。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鼓吹煽动下，县里有些地方采取了一些违反科学的、十分荒唐的“技术措施”：或是将土地过度深翻，或是密植、重肥，或是将快成熟的稻子移栽。1958年6月，县直机关干部将国营农场的6亩含苞稻禾移到1亩田内，图创“亩产万斤”典型。稻禾不透风，用鼓风机扇；不透光，用汽灯照，结果禾苗沤死，基本无收，“卫星”没有放成功。

为了完成1958年高估产而带来的高征购任务，1959年春进行了“二月整风”和反瞒产斗争。2月12日至3月上旬，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共1250人参加的以清查瞒产、核实粮食产量为中心的整风大会，采取“层层检查、人人下水、重点分析、互相揭发”的方法进行整风。会议期间，县委宣布对征购任务有严重抵触的2个“右倾分子”，撤销其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另有11人停职反省。许多社队干部连夜打电话或传信回去叫快点卖粮。至3月1日，全县共报出“瞒产”1101万斤。这次整风大会贴出几千张大字报，其中有“粮食增产本很大，突然办起钢铁化；干群全部上工地，水稻红薯烂成堆；查实产量本是好，无粮可查怎么搞；坛坛罐罐都倒尽，叫我思想如何通？”这样一张大字报，充分反映了当时基层干部的想法。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给崇阳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到1961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减少到2147万元，比1957年仅增长3.7%；粮食产量减少到1.08亿斤，比1957年下降30.8%。

二、大办钢铁

1958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在黄石召开现场会议，要求在7年内，全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会后仅1个月，全省地方小工业即由2.7万余个迅速发展到12.3万余个。5月底6月初，省委召开全省城市和工业工作会议，要求全省人民苦战18个月，到1959年争取使工业总产值赶上农业总产值，1960年超过农业总产值。

1958年9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广播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精神，党中央号召全国城乡开展一场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要求“全党动手，第一书记挂帅，百万大军办钢铁，保证钢铁大丰收”。其时提出开展大炼钢铁的目的是因为农业“大跃进”的迫切要求，只有在两三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才能保证农业的高速度增产；而农业快速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需要机械制造工业的大发展；机械制造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钢铁为原料。有了充足的钢铁，才能制造更多的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推动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会后，中共孝感地委召开炼钢现场会，提出“土洋并举，以小、土、群为主”的炼钢方针。

1958年7月底，中共崇阳县委召开工业紧急会议，贯彻执行省委钢铁生产现场会议精神，部署全民大办钢铁相关工作。8月，全县建成土高炉18座，仅2座投入生产。鉴于当时大办钢铁工作的进展缓慢，而形势逼人，9月5日，县委发出《关于钢铁生产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在全县迅速掀起一个以“五、十、百、千”为中心内容的钢铁生产运动。即：要求在当年按全县总人口计算，炸药的产量达到每人5斤、钢的产量每人10斤、铁和水泥每人100斤、煤1000斤的目标。按当时全县20.8万人口计算，全县需生产完成炸药520吨、钢产量1040吨、铁和水泥1.04万吨、煤10.4万吨。并相应采取双“百、千、万”措施。即：立即兴建土高炉200个、土矮炉2000个，从农村抽出2万名劳力参加钢铁生产。

为了保证这一运动迅速、深入开展起来，并加强对钢铁生产的统一领导，县委成立了工业指挥部，下设工业办公室。80%以上的县委委员分头深入工地，带领干部群众砍树、烧炭、找矿，建炉炼铁。各区委第一书记全部上马，亲自带队迅速选定本区钢铁生产基地，搞试验炉，坐在钢铁基地上顺便指挥农业。让“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服从“大办钢铁”。9月中旬，全县建成土高炉36个、土矮炉3个；找到大小铁矿点17个，发现煤矿21处。县委在泉湖、桂花、白羊山建立了规模较大的钢铁基地。为使双“百、千、万”很快形成群众运动，县委要求“队队建炉、人人炼铁”。并从县直单位抽调30%的干部到矿山、铁厂参加生产，参与管理和开展技术革新。中学停课，师生集中参加炼铁劳动。一时间，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师生、医护人员不分男女纷纷都变成了炼铁工人。崇阳地域无论是山区或平畈，到处土炉林立，烈焰滚滚，烟火弥漫。建炉的、炼铁的、送原料的、检查督战的，车水马龙。全县迅速掀起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新高潮。

9月19日，县委在桂花召开现场会，县委主要领导传达了省委主要领导提出的“要用1954年防汛的战斗精神来办钢铁”“要像夺取农业大丰收那样夺取钢铁大丰收”的战斗口号。县委提出：要像淮海战役那样组织钢铁会战，全党全民齐支援，增加到2.5万劳力办钢铁（其中1万劳力建炉，1万劳力挖煤烧炭，5000劳力找矿石）。9月底建炉200座，10月上旬突破日产生铁500吨大关。决心突破双“百、千、万”。

通城、通山并入崇阳县后，投放工业人数倍增。11月，参加钢铁会战的总人数达15万，占总劳动力的68.1%，其中通城片6万、通山片4万、崇阳片5万。安排7.5万人烧木炭，2.5万人淘砂，0.7万人挖矿石，2.8万人冶炼和建炉，1.2万人挖煤，其余的人搞运输。要求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生铁1.7万吨、钢0.65万吨、煤50.7万吨、木炭5.9万吨、铁砂1万吨、矿石5万吨，建土高炉300个、土搬炉800个、闷铁炉500个、炒钢炉200个。

建好高炉是大办钢铁的基础。一开始，几乎所有干部群众不懂如何建炉，县内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县委组织人员到大冶参观培训后，初步掌握建炉技术，开始在泉湖试建土炉，并统一了建炉标准。土炉高1丈，内空直径2市尺，外围6.5市尺。取得初步成功后，县、区组织召开大小现场会近百次，由点带面、大抓建炉。10月中旬，全面开展“小、土、群”运动，批判“喜大厌小、喜洋厌土”。不到1个星期，全县就建小土炉3万多个。卫星公社10天内建炉8911个，其中有一个大队两天内建土炉1035个。但这些土炉由于温度达不到，不几天就被烧结报废，有的还未出铁就成了废炉。于是，县委又开展“高产长寿”运动，各级领导亲自培养“高产长寿”炉。但技术关始终难以突破。

组织燃料、原材料供应是大办钢铁的保证。小土炉、土高炉建成后，每座日需燃料2.3吨，其中木炭1.3吨、矿石0.5吨、石灰石0.3吨。还需大量的铁制、木制工具，如通条、锤、锹、风箱、木盆等。在“共产风”和瞎指挥的驱动下，砍柴烧炭，挖煤开矿，有山地区就地烧炭，无山地区借山烧炭，先烧近处，后烧远处。数月之间，座座青山成秃岭，一片片森林被毁灭，许多名树古木被砍伐，经济林、风景林难幸免。加上到处挖煤找矿，导致水土流失、自然景观被破坏，给人文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危害。在“一平二调”的指令下，强迫群众无偿交出除生产工具以外的生活铁器具，如铁锅、铁盆、铁壶等，统统砸碎，填入炉中作引铁之用，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

全县大办钢铁运动从1958年开始至1959年上半年结束，其间1958年9月至12月为高潮期。1959年1月，大办钢铁中心转入白霓。运动一开始，许多干部群众持反对态度。县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开展工地整风运动，运用“鸣放、辩论、大字报”等方法，以鼓舞士气，树立信心，压制批评。各工地共贴大字报10万多张，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持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县委号召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

1958年的“大跃进”，特别是大办钢铁，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简单粗暴、侮辱群众的事件屡屡发生。有的社员不愿上钢铁工地，用绳子捆起来，令其跪地，并在肩上压着砖块，逼其上工地；有的社员因没出勤，食堂开饭时，干部夺下他们的饭碗，处罚饿饭；有的社员生病未上工地，干部不问原因，被捆绑并关入牛栏；还有的开展劳动竞赛，谁在前面的插红旗，落在后面的插白旗，得白旗的吃“改造食堂”，只有稀饭、南瓜。据统计，全县发生这类事件达1021件。鉴于问题严重，县委与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进行了谈话，责成及时纠正。

在从上而下刮起浮夸风的影响下，全县一连放出两个原煤“卫星”：一个是全县日产30万吨煤，另一个是苏维埃人民公社在一天里产煤10多万吨，引起省、地领导和新闻媒体的关注。1958年10月17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登载崇阳日产煤2217.97吨的消息，国家煤炭部发来贺电，省委领导到崇阳召开煤炭现场会。事后查明所产大都是炭质页岩，而非煤炭。接着崇阳又放出年产煤总量达到530万吨、日产原煤360多万吨十分荒唐而又轰动全国的“大卫星”。

据统计，1958年9月19日至12月底，3个多月全县烧煤约50万吨、木炭6万多吨、木柴百万吨以上。少数地方由于注重技术培训和生产质量，也炼出了少量的生铁。但由于大办钢铁运动违背了客观发展规律，违背科学办事，大多数炉子不合格，炼出的“产品”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品，而且成本高得惊人。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给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工业“大跃进”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崇阳县还开展了大办机械制造、水泥、土化肥、土农药、交通运输等工业生产“大跃进”。县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改革农具运动，在一个月时间内基本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指示精神，于1958年8月4日，下发了《关于推广改良农具，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意见》，并成立了工具改革运动领导机构，由1名县委副书记专管，抽调干部集中办公；各公社、管理区党委均由书记挂帅，召开全县工业跃进动员大会，掀起了全县开展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工具改革群众运动高潮。

工具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工效，减轻劳动强度，节省人力资源，以投入到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和其他各项建设上来。为了实现工业“大跃进”，一是扩建农机生产和修配厂站。县直以原有的两个铁木合作工厂为基础，扩建成两个半机械化的机械厂；14个人民公社的铁木加工厂改建为农具机械厂；69个管理区80%以上建立了修配站。主要生产和修理新式步犁、耙、扎滚、水车、打谷机、刨薯机、条播器等。二是在提水工具方面对已有的水车、筒车、水泵等安上滚珠轴承。在此基础上，兴建79个水利加工厂、27个畜力加工厂。利用自然条件和土办法压水，实现自流灌溉和农村食堂自来水化。三是将现有的人力、畜力运输车装上滚珠轴承。还计划大搞滑道、滑丝、土铁道，要求实现“山上滑丝化、平地车子化”。

工具改革是一项技术革新的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的技术力量，而且还要有原材料、燃料和资金的保证。按初步规划，滚珠轴承共需做5万余套，需熟铁100吨、原煤500多吨，技术工千余名。而全县商业部门生铁库量只有5吨，铁匠不足200名，严重制约生产规划的实现。县委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无偿调拨铁50多吨、木炭10吨、资金0.4万元，勉强解决了生产启动的物资需求。

1958年8月中旬，县委组派干部和技术人员，到郑州、孝感、安陆、汉阳和安徽阜阳等地学习改良水车技术。回来后对本地水力水车、筒车代动水车、畜力水车、风力水车等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改良和推广。县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和技术人员及“万能人”大会，要求全县上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制定规划，搞群众运动。仅崇阳片，每日有红炉1083座、5000多人参加生产。至年底，生产滚珠轴承任务基本完成，安装了滚珠轴承的工具3万余件。县农具机械厂开展生产竞赛评比活动，提出“苦干巧干60天，农具改良大推广，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口号，日夜加班加点，大搞技术革新，生产的新工具数量、质量名列前列。工具改革实践中，全县培养出一批能工巧匠。白霓公社东堡管理区发明了17种装有滚珠轴承的土机器，开动“万能”水力加工厂，闻名全县。该区铁木工厂副厂长汪光炎，以前不懂机械，通过积极钻研后，不仅能做铁匠、木匠、修理匠，而且能设计机械、做模型、试制产品，群众称他为“万能人”。

1958年间，全县发明创造了60余种新工具。主要有：联合打谷机、小型打谷机、“万能”畜力圆盘脱粒机、木制抽水机、水轮泵、发电机、脚踏飞轮水车、手摇飞轮水车、改良筒车水车、竹制滑丝、条播器、插秧机、揉茶机、花生去壳机、自动风车等。这些新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成倍提高工效。全县80个水畜力加工厂和食堂400多处自来水，按算一年节省劳力在百万个以上。但做的多，使用少或没有使用，如较成功的创薯机、切叶机也未普及应用。在大搞车子化运动时，几万辆独轮手推车闲置很少使用。

至1958年底，全县已有各种小工厂3092个，其中石灰厂35个，水泥厂6个，土硝厂15个，土化肥、土农药制造厂104个，生产各种土化肥5吨半、土农药60吨、石灰2.1万吨、水泥150余吨。大办钢铁以来，全县共修公路130公里、土铁路27条14公里。8月份，调集和平、白霓两区民工2000余人和通城野战团全体民工修筑城关至白霓土铁路，沿公路加宽路基3米，以汽车头改装火车头。12月试车，木轨被压碎，车厢也报废，损失10余万元。

在全民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交通中，财政先后投资210万元，为前7年投资总和的7倍。“大跃进”期间，全县工业直接损失1488万元，实际损失难以结算。

四、其他领域的“大跃进”

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狂热阶段，崇阳县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扫盲、财贸支援工农业运动。崇阳地处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农民文盲比例高。有的大队、生产队找一个合适的会计、记工员都很困难。为了让全县8万名青壮年摆脱文盲状态，积极推进扫盲工作，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正逢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高潮，全县80%以上的劳力都参加钢铁会战和大办工业，白天黑夜吃住工地，这些疲惫不堪的民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学文化。为了报喜不报忧，各区配备1名干部闭门造车，向上报告中称全县各公社、大队全部扫盲。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离不开供销、商业、粮食、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为了使这些部门在经营思想和服务态度上有一个很大转变，适应“跃进”形势的需要，县委、县政府要求供销部门送货下乡，登门收购；商业部门半夜喊门半夜卖，要啥供应啥；增设粮食供应点239个。由于粮食部门职工大部分参加了“钢铁大军”，1958年粮、棉、油征购入库任务未完成。银行部门拆掉了柜台，实行“四员合一”“存贷合一”，早晚办公，送款上门，农贷放“卫星”。在“大跃进”中，还实行“三合一”机构改革，撤销乡信用社，建立247个信用部。而信用部会计都是农业社会计兼任，普遍不懂信用业务，加上劳动报酬未确定，影响了信用业务的开展，农村存款余额急剧下降。“大跃进”中，财政资金无偿使用，工业贷款剧增，商业“大购大销”，银行贷多收少，财产损失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