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与探索（一）

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一、党的八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次大会还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

1956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学习八大文件，总结工作，整顿作风的决定》下发后，县直机关成立了51个自学小组。县委发出《关于在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意见》。11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联系崇阳实际，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八大精神，改正思想认识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总结经验，整顿作风，修订规划，改进领导方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全县经济，全面超额完成1957年的国家计划任务，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做好准备。县委在贯彻落实党的八大精神工作中，一是总结1956年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成绩。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合作社和单干有着明显不同生产效果。1955年、1956年两年同样秋旱，而1956年全县粮食获得丰收。其成因是农村合作化带来的无穷潜力。因为有了合作社，才能大规模抗旱冬播，大量兴修水利和积肥，推广技术改革。还因为党的正确领导、干部的努力，广大社员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忘我劳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二是确立新的工作思路。在坚持贯彻以粮食生产为主、发展多种经济、全面建设山区的工作方针中，县委曾一度在主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忽视了副业生产，对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经济的认识不足，结果导致许多合作社粮食增产而副业减收，社员有粮吃，缺钱用。通过贯彻党的八大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新的工作思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增产粮食与开展多种经营有机统一起来，妥善解决农副业生产矛盾。同时，把山区经营采伐与建设培育结合起来，既“靠山吃山”，又必须“以山养山”。大力培育各种经济作物，变穷山为富山，走出一条建设山区的有效途径。三是修订1957年的生产规划。把国家需要和社员需求有计划结合起来，既要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要改变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整风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合理修订1957年生产规划。即：全县粮食产量为1.82亿斤，比1956年增产17.3%；山区经济的多种经营和副业的收入747万元，比1956年增长19%；全县农民户均收入由1956年的256元，提高到1957年的374元。四是调整经济关系。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调整上，按照中共湖北省委、孝感地委确定的方针政策，适当调整组织形式，实行一村一社，20户左右（山区视情况酌减）为一个生产队，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纠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而忽视社员个人利益和家庭副业生产的倾向。在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上，开始探索劳动组织和定额管理。金城乡金龙社春耕生产实行“六定”（定人、定田、定种、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六比”（比浸种发芽、比秧田选整好、比播种均匀、比杂草除尽、比合理用水、比稀播壮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出勤率，男社员出勤率由80%提高到90%以上，女社员出勤率由20%提高到60%以上。该社做法推及全县。后来发展到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边远山区也可包产到组、到户；队对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取代“干活一窝蜂”等浪费劳动力的做法。这种管理方式和做法是向实行生产责任制转变的最初的创造性尝试。在合作社产品分配上，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以及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原则。三山乡先锋社将社里的副业收入40%支付社员“月月分红”，60%留社照顾困难户和投资再生产，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农村市场交易上，县委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在县内开放了自由市场，除对重要商品加强价格管理外，对其他商品实行自由交易、自由议价，组织农民自由交易农副产品，活跃农村市场。仅三四个月时间，个体工商户增长1倍多。五是采取组织措施，改进领导方法。（一）调整组织，合并机构。抽派力量，充实基层。县委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省、地委指示，将党群部门由14个合并为11个，县政府部门由26个调整为17个；精简的106名干部，有13人担任乡党支部书记，6人分别担任乡长、秘书、妇联主任、信用社主任，其余干部长期驻社。乡脱产干部78人派到社担任主任，同时社又派出社委副主任和管理委员149人到落后队担任队长。（二）领导带头，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干部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保证实现省委提出的乡干部一年要保证30—50个劳动日、社干部50—70个劳动日的要求。县群团负责人、县直各科局长一年要有四分之三或半数时间深入基层，检查工作。每个县委委员都要亲自办好一个合作社，创造经验，带动周围社共同前进。县委派出3个工作组，由县委委员担任组长，深入山区指导以发展生猪、茶叶、龙须草、林业生产为重点，探索发展山区、建设山区经验。当年在全县掀起了户均喂养3头猪的新热潮。（三）政府建立党组，党委各部对政府部门工作实行监督。政府工作的重大问题，经党组研究后，提交县委讨论决定，政府日常工作由正、副县长分工管理。避免以党代政又不使县委纠缠于日常事务，便于县委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干部下放、领导下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给农业增产、社员增收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切实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保证党的八大精神的全面贯彻，上级党委对中共崇阳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1957年10月，设立中共崇阳县委书记处，书记改称第一书记，副书记改称书记处书记。中共孝感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王忠出任中共崇阳县委第一书记，董昌、黄国诚、张毅为县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11月，通山、通城两县与崇阳合并为崇阳县，增补林建国、贾振英、刘振杰为书记处书记。1959年9月，王忠调离，林建国代理第一书记。

1956年12月22日至25日，崇阳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城关召开。到会代表164人，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及各片财经指导组组长列席了会议。会议内容：总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决定性胜利，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大精神，迎接生产建设高潮。会议听取和通过王志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曹保敬作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及李连马作的1955年财政决算和195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选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7人，王志诚为县长，曹保敬、李连马、饶济民、钟龙生为副县长。审议代表提案282件。

党的八大路线方针的学习贯彻，激发了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鼓舞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县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二、“一五”建设成就和“二五”计划的制定

（一）“一五”建设成就

崇阳县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坚持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得成就。虽然在1954年全县遭受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但仍然完成了“一五”计划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195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650万元，完成五年计划的113.5%，比1952年增长2.94倍。其中：国营工业产值增长近3倍，地方工业产值增长20倍，手工业产值增长1.35倍。大米、面粉、白酒、电力都超额完成计划。农业总产值达到2070万元（当年价），比1952年增长14.3%。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1.56亿斤，比1952年增长22.7%，五年累计产粮6.773亿斤，完成计划的99.5%；棉花产量达到1549担，比1952年增长81.8%；油料产量达到239.2万斤，比1952年增长38.3%；茶叶产量达到82.8万斤，与1952年基本持平；生猪出栏量5.85万头，比1952年增长27.2%。楠竹、木材、茶叶收购、上调均比1952年大幅度增长。整个社会产品的消费量除粮食外均有大幅度增长。同时，林业和水利建设迅速发展。全县五年共完成造林面积18.1万亩，为计划的188.7%。1957年全县耕地面积38.95万亩，比1952年扩大1.2万亩。

与此同时，全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新的发展。1957年，教育基本建设投资35.9万元，比1952年增长212.45%。初中学校由1所发展到3所，小学由162所发展到299所。扫盲在校人数20300人，完成五年计划的520%。至1956年，建立医院1座、卫生所8个、中西医联合诊所38个。全县40个乡中有36个乡建有1—3个卫生所（含中药机构）。因普遍进行防疫卫生的教育，使群众懂得了一些卫生知识。经过几年的努力，几种危害最大的如天花、霍乱等疾病得到消灭或基本消灭，人民的健康状况大有改观。

人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1957年，全县农副业总收入比1952年增长25.9%，由1952年人均68元提高到77元，增长13.24%；人均产粮由722斤增加到783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4万元，比1952年增长1.62倍。“一五”计划的圆满超额完成，增强了全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夺取国民经济更大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二）“二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1957年1月，县委、县人委制定《崇阳县第二个五年生产建设规划》（1958年至1962年）。规划主要是一个对农业发展前景的要求，并提出实现规划目标的具体措施。规划分为粮食作物和开发山区经济两部分：①提高以水稻为主的粮食单位产量。计划到1962年水稻产量达到23907万斤，比1957年增长46.4%；小麦、红薯、杂粮、大豆到1962年产量分别达到521万斤、4543万斤、919万斤、240万斤，分别比1957年增长46%、46.4%、46%、23%。油料作物如油菜、芝麻、花生到1962年产量分别达到300万斤、90万斤、133万斤，比1957年分别增长50%、15.3%、18.7%。棉花到1962年总产量达到4200担，比1957年增长76.4%。②大力建设山区，开发山区经济。茶叶到1962年扩大到5万亩，产量达到600万斤，比1957年增长2.33倍；龙须草、苎麻到1962年总产量分别达到860万斤、120万斤，比1957年分别增长1038%、115%；楠竹到1962年总面积扩大到12万亩，比1957年扩大91%；山茶花、桐子、木梓、桑蚕、果树、蜂蜜、药材等经济林和用材林面积1962年比1957年有较大幅度增长；生猪、耕牛、家禽、蔬菜等种养业到1962年有较快发展，争取户均收入达到971.6元，比1957年增长27.9%。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以1958年“大跃进”开局。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和普遍愿望，体现了党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的思想。但由于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轻视实事求是、综合平衡的原则。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一两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全党全民办钢铁。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浮夸不实之风膨胀起来。同全国一样，崇阳干部群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形势下，《崇阳县第二个五年建设规划》指标过高，脱离实际，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困难。

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到1960年经济上遭遇严重困难结束，针对三年“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党中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解决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0年9月10日，党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提出把农业放在首要位置。1961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全省计划会议上传达、学习了中央八字方针，初步总结了三年“大跃进”的十条经验教训，把调整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出整顿人民公社、大力加强农业、着力调整工业、调整压缩基本建设、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5项根本措施，这是关系全局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共崇阳县委、县人委根据上级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由于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上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在生产建设上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大办钢铁，加上三年困难时期，使全县经济出现严重滑坡以及紊乱，从而导致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难以实现。农业生产总值自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分别下降21.05%、44%、9.26%。工业生产总值由1957年的650万元减少至1962年的341万元，下降47.5%。崇阳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